在河北省任丘市青塔乡，一场围绕宅基地翻建的行政纠纷，正在将一个普通人的安居梦拖入漫长的拉锯战。村民边鹏超手握合法取得的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，却在施工途中遭遇许可证被撤销、补办遭“协议捆绑”的连环困境。这起看似普通的个案，折射出基层治理中程序正义、邻里权益与行政裁量权之间的复杂张力。
合法获批，开工即遇阻
2026年4月15日，边鹏超拿到了编号为青宅字1309822042026118号的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。这本证书来之不易：他严格按照村里流程，主动完成四邻签字——南邻、北邻、西邻（其父母同住本家宅基地）、后邻均签字确认。材料经村委会、乡政府层层审核，最终获批176平方米建房用地。
然而，施工刚开始便风波骤起。后邻曾是任丘市环保局排污科科长退休干部，后邻多次以房屋高度、屋顶造型为由，强行干涉施工，边鹏超一开始施工，后邻就举报乡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来让停工，导致边鹏超房子盖好遥遥无期。边鹏超告诉记者：“他们禁止我房顶起脊、挂瓦，我一动工他们就阻挠，工程被迫反复停工。”
被阻拦未竣工的房子。当时人供图
调解协议被单方篡改，许可证突遭撤销
为化解矛盾，乡政府与村委会主动介入调解。2026年6月前后，在基层干部“配合签字即可顺利建房”的引导下，边鹏超与后邻签订了《邻里建房协议》，对房屋高度、屋顶造型作出一定让步。
但协议签订后，边鹏超发现后邻在其签字后擅自增加两条限制性条款。他拒绝补签新增内容。“协议是我签的，但加的内容不是我认可的。”他说。
就在此时，乡政府的一份《撤销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决定书》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乡政府认定，边鹏超在申请过程中“伪造四邻签字骗取审批”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，决定撤销其建房许可。撤销的依据是：档案中存在两份版本不一致的四邻意见表。
“版本不一”不等于“伪造”——责任归属成关键争议
边鹏超坚称自己从未造假。“我当初如实、合规、原样提交了四邻签字材料，两份表格版本不一的问题，是材料上报审批流程中出现的问题，我本人全程不知情、未参与、未修改。”
这一说法得到了法律层面的支撑。多位法律人士指出，《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“欺骗手段”，要求行政机关举证证明申请人本人实施了伪造行为。而在此案中，即便后一份表格存在问题，审查材料的责任主体首先是村委会和乡政府联审环节，而非申请人。乡政府将“材料不一致”直接等同于“申请人骗取许可”，在法律逻辑上存在责任主体错配的风险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国家层面《土地管理法》及农业农村部、自然资源部相关规定，并未将“四邻签字”列为宅基地审批的硬性前置条件。部分地区虽有实践要求，但审查四邻意见真实性的责任在村级组织和乡镇政府，而非由申请人独自承担。
补办被“捆绑”，村干部坦言“签了也不保证”
许可证被撤销后，边鹏超多次找到村委会申请重新补办手续。然而，村委会始终以“必须签完被后邻篡改的协议”为条件，拒绝受理其补办申请。更令边鹏超感到绝望的是，村支书明确告诉他：即便签完这份协议，也无法保证他能顺利建房、不再被阻挠。
“我全程合法合规，如实申报、依规办证，只是想翻盖自家唯一老宅，解决基本居住刚需，为什么这么难？”边鹏超说。
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更是放言，你随便去哪里信访，去哪里搞，他们都不怕！因为最后处理还是得回到他们这里。
警惕“民事纠纷绑架行政程序”
此案暴露出的一个深层问题是：当邻里纠纷与行政审批交织在一起时，基层政府如何守住依法行政的底线？
有行政法学者指出，民事纠纷应当通过调解、仲裁或诉讼渠道解决，行政机关不应将其作为行政审批的前置条件。村委会将“签署被篡改的协议”作为补办建房许可的条件，实质上是以民事协议绑架行政程序，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。
此外，乡政府撤销许可证的程序也值得审视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撤销行政许可应当遵循比例原则——即在撤销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，应当优先考虑采取补救措施而非一撤了之。对于边鹏超这样的农村居民而言，撤销建房许可意味着全家无处栖身，其后果远超一般行政处罚。
安居之路在何方？
目前，边鹏超已于2026年8月12日向任丘市人民政府递交了《行政复议申请书》，请求撤销乡政府的撤证决定，并解除协议捆绑。他的核心诉求清晰而朴素：归还他合法、正当、正常的宅基地翻建权利。
一个普通农民按照正规程序取得的建房许可，为何能被轻易撤销？一份被单方篡改的调解协议，何以成为补办手续的“拦路虎”？当“四邻签字”从邻里协调的工具异化为权力博弈的筹码，当行政许可以“程序瑕疵”之名行“实体剥夺”之实，我们不得不追问：基层治理的边界在哪里？老百姓的安居权谁来守护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