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 80 岁的郑先生，是湖北当阳一名中学高级退休教师，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932004 年间曾兼任当阳市政协常委、委员。据郑先生介绍，近九年来，他持续向多家政法机关递交百余次书面申诉材料，希望自己多年前的一桩行政诉讼案件能够得到重新审查。
据郑先生陈述，事件缘起住房补贴政策落实问题。根据国发〔1998〕23 号、湖北省政府〔1999〕71 号、〔2004〕29 号文件，各地应当落实住房货币化补贴政策。郑先生称，宜昌市所辖市县长期未落地该政策，他和其他群众多次书面向属地部门反映，诉求没有得到回应。
2014 年 1 月 14 日，郑先生作为五名群众代表前往湖北省委机关反映住房补贴诉求。据郑先生自述，在现场处置过程中，其本人身体受伤；其提交病历、照片、证人证言，用以证明出现肋骨骨折、胸腔积血、多处皮肤挫伤，随身财物受损。该事实未经过生效司法裁判予以确认。
受伤之后，郑先生称就人身受损情况，向区、市、省多级G安机关递交投诉，问题未得到处理。按照当地G安分局指引，他又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，同样未得到满意结果。2017 年 6 月 24 日，郑先生邮寄《调查处理申请》给当地G安分局，要求就相关事件开展调查。该申请于 6 月 25 日签收，郑先生表示当地G安分局始终未向其作出书面回复。
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七条，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、财产权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两个月内不履行的，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。据此郑先生认为履职答复期限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届满。2017 年 9 月 20 日，郑先生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提出两项诉求：一、确认当地G安分局侵犯其人身权、财产权；二、确认当地G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。郑先生自述，立案阶段他尚在外地务工，前后六次往返才完成立案受理。
所在地人民法院作出裁定，以 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”、部分诉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，驳回起诉。郑先生不服提起上诉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，维持原裁定。郑先生认为民法典是一部法律总则，它的规定是人民法院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。
郑先生在上诉环节提出，一审当中，作为被告的G安分局并未在答辩中提出起诉期限抗辩，法院主动以超过起诉期限驳回，属于程序问题。二审裁定认为，即便行政机关未提出期限抗辩，法院依职权审查起诉期限并不违法，该意见没有获得郑先生认同。
随后郑先生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，省高院作出行政裁定，以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，不符合再审法定情形，驳回再审申请。三级法院均以程序理由驳回起诉，未就案件实体争议作出裁判。
对于法院认定 “超过起诉期限”，郑先生持不同法律理解。按照《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，除不动产之外的其他行政案件最长保护期五年，2014 年发生人身损害，2017 年立案，间隔三年多，也未超过五年最长保护期限。
除时效争议外，郑先生还主张原审存在多项程序方面问题。他表示，原审当中，用以证明行政机关不作为的关键证据《调查处理申请》没有得到完整质证，裁判文书也未写明不予采信的理由；原审两项诉讼请求中，“确认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” 这一项，在再审裁判论述部分被遗漏，同时裁定还引用过已经废止的司法解释条文。
从 2018 年至 2026 年，九年时间里，郑先生向最高人民法院书面申诉 16 次，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7 次，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 3 次，向区市县国家G安机关提交投诉信，还多次向驻湖北中央第九巡视组递交材料，留存大量邮寄凭证。郑先生介绍，最高法收到其申诉后，按照流程转至作出再审裁定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；湖北省高院收到转办材料后，依据 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 原则向下转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武汉中院又继续下转至武昌区人民法院。郑先生称，武昌区法院、武汉市中级法院均向其表示，无权撤销、纠正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再审裁定。郑先生个人认为该程序空转的流转模式导致诉求没有得到实质复查。
另据郑先生介绍，在信访部门协调之下，G安部门曾就伤人事件向其致歉并给予部分经济补偿，他出具过一份承诺书，但承诺书仅针对G安人身伤害事件，不再就该事件上访，不代表放弃针对法院裁判的申诉权利。本案发生时武昌区G安分局负责人兼任武昌区委常委、区政法委副书记皮某，在本案再审裁定作出后，因其他违法违纪问题被查处服刑。
如今年届八旬的郑先生表示仍然坚持申诉。他引用《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第二款，该条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发现确有错误的，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。郑先生希望在有生之年自己的案件能够得到重新审查处理。
【重要提示】本文全部素材来源于申诉人郑先生个人提交的书面材料，文中全部事实描述、法律理解均为当事人的陈述与主张。本案已有生效再审裁定，尚未经再审改判或检察监督确认原审裁判错误。所有事实、法律争议以人民法院、检察机关正式法律文书为准。本文仅客观转述当事人申诉情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