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春节是团圆的节日,放下烦恼、回家过年是每个在外奔波的中国人的期盼。然而近年来,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“盼归”变为“恐归”。
归途艰辛“身心俱疲”
“路上花时间,奔波耗体力。”董莉就职于北京一家证券公司。她7年前从贵州毕节到北京读书,并留下工作。每年期待春节回家团圆,但归途的舟车劳顿也让她头疼。
董莉告诉中新社记者说,北京到毕节必须经贵阳中转,前半程火车要坐30个小时,到贵阳后还要再坐3小时汽车才能到家。且不说拥挤不堪、如厕不便,“7天假期,4天都耗在路上了”。
向火车“一票难求”投降,董莉工作后选择订机票回家。“太贵了,犹豫了一两周才下手”,她抱怨说,北京到贵阳的单程机票要1900元人民币,“一来回都能买个iphone4S了!”
囊中羞涩“财政吃紧”
开销太大是许多人害怕回家的又一原因。这几天,孙光远正盘算着过年回家的花销。孙光远是一所大学里的“小青椒”(青年教师),家在河南驻马店。他2012年刚结婚,按照风俗,今年过年得开始派红包了。
孙光远月收入8000元,在北京日常花销尚可,但回家过年就遇“赤字危机”。“孝敬双方爷爷奶奶、父母,至少就得1.2万元”,刚刚结婚的他们还要给小辈发“压岁钱”,两家侄子等“亲小辈”就有9人,预算1800元。此外,两家共7个伯叔姑舅姨送礼又要花去至少1400元。
除了上述花销,还有来回路费、请客吃饭,小两口过年至少花销两万元。孙光远叹道:“还真有点怕回家过年!”
亲友催婚“不胜其烦”
“又过了一年还‘剩着’,过年回家,爸妈天天安排相亲啊!”家在广东珠海的郑怡有点欲哭无泪。
今年25岁的郑怡从小就是父母的骄傲,毕业后进入外资律师事务所工作,月薪近4万元。但如今仍然单身的她在进入适婚年龄后,“榜样”的地位逐渐消失了。
“根本没有时间认识男生、培养感情”,郑怡“吐槽”说,由于律师工作强度大,同事女性偏多,遇见“优质靠谱男”的几率实在太小。所以过年回家,父母不仅天天给她“洗脑”女大当嫁,更是抓紧时机安排相亲“创造机会”,这让郑怡着实有些“恐归”。
成就汇报“压力山大”
2012年春节是吕宋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年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专业,他顺利入职一家国有化工企业从事研发工作,拿到令父老乡亲无比羡慕的北京户口。
“在他们眼里,上了清华就应该进党中央,进了国企必须能当领导啊”,吕宋蹙着眉头,一脸惆怅。去年春节一到山东老家,乡亲们就纷纷赶来“瞻仰”这位“北京人”,前后询问他在“帝都”的“宏伟作为”,言语充满羡慕与期待。
殊不知,“北上广”(北京、上海、广州)看似光鲜,其实甘苦自知。吕宋每月工资税后约4500元,现与同事合租公寓,仅房租每月就花掉2000元,日子过得着实紧巴。吕宋烦恼着,仍挣扎在“温饱线”上的他,今年过年时如何给乡亲们一个“交代”。
记者发现,目前“恐归”情绪已渐渐在年轻人,尤其是“80后”一代中蔓延。而平日只需“应对”无需“直视”的收入晋升、结婚生子等话题,在春节回家时却无法再隐藏,因而成为焦虑的集中爆发时点。
随着“80后”先后步入“三十而立”的人生阶段,专家指出,从“孩子”突然肩负起成年人“上下打点”的责任,需要时间,亦需年轻人自己积极调整适应。
此外,有专家指出,由于城乡差异太大,太多年轻人奔赴“北上广”谋生,其家乡亲友亦对“北上广”抱有过高幻想。亲友期待难以达到,加之繁文缛节,年轻人过年回家的经济压力无形增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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